2022-6《十月·长篇小说》|王海雪：无敌之年（选读①）

王海雪，85后，有作品发表于《十月》《钟山》《花城》《山花》《青年文学》《芙蓉》《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部分被收录于《2016中国短篇小说精选》《2019中国女性文学选》《2021中国女性文学选》，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佳作奖、海南省文学双年奖、南海文艺奖等。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

第一章　过去式

1

幼年时，我以为灰烛镇是世界的中心，一个仿若被时间遗忘的地方。只有年末零星的冷天，才让人意识到一年将逝，这是它的主要特征，对岁月的迟钝，让它有永生的能力。我经常站在唯一的弯弯曲曲的通往外界的路眺望，期待密林以外闯入陌生的车辆、陌生的人。有的。那些来自别处无法说灰烛镇方言的打工者分散在镇上大大小小的工厂中。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带来新鲜的语言与外部世界的信息，冲散漫长的暑热与短暂的寒冷，我曾经痴迷这种特别，它仿若把灰烛镇的某一面掀开，缝上自己五彩斑斓的布，让我看到世界的另一种颜色。我是这一带街区最普通的一个孩子，身上有隐秘的年轮，那是野生的标志，包裹其中的另一个我，却渴望被驯服。

被驯服的是镇上另外一条街，出自无数的雕刻师之手。它是精致的，有着人工的浪漫，即使这浪漫在百年的动荡中有些萎靡，但是，墙壁上褪色的雕梁画栋，仍然不时给人们输送着幻觉：它辉煌、富有、井然有序，是灰烛镇最具魅力之所在。它叫海水街，不是最古老的街道，藏于背后沿江一路往上的巷子才是数百年前的官道，才是熙攘的商业诞生之地，但后来者居上。海水街原来为隔离鼠疫所建，慢慢地，在百年前出海的浪潮下，原本破烂的私宅逐渐被南洋殖民地流行的材料与风格所取代。这楼是骑楼，屋檐便是走廊，从街头到街尾，哪怕是狂风骤雨，也淋湿不了行人半分。如今，这街的房子，大部分没有翻新，外墙被岁月毫不留情剥去外衣，斑驳的楼宇之间，有一种土洋结合的怪异的外国风情。

偶然能听到声音把二楼的窗户支棱而起，探出一个人头，也许是被走街串巷的商贩叫卖声吸引，呼喊着：“停会，停会。”人便从楼上狂卷而下，跟已停候在那的小贩买上一碗冰凉甜腻的绿豆汤，或者，只为让专做毛薯糕的老人等一等，切上几块喂饱下午的饥饿。

夜晚，这条街变得壮硕，承载着正处变声中的少年、骑着摩托车飞驰而过的青年、情侣、饭后散步的中老年人、街头偶遇互相交换信息的熟人；婴儿的哭声、男女做爱的压床声、吵架扔东西的响声……

我小心翼翼地、慢吞吞地轻踩油门，我听见轮胎轧在水泥路上的扎扎声，听见它对我、对路人、对每一个器物有着隐秘的私语。两侧拥挤的楼房像树一样越长越高，部分地基深陷，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户主却毫不在意，继续在这幽暗的、通风困难的房子里生活。他们说，古早之物，到我这代如果有不幸，那也认了。宽阔高耸的里屋在最顶的位置设有神龛，供奉着小小的神像，让他们有说这话的底气。我心里想着有明亮双眼的神像，是否对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知根知底。我仿若看到那神像捧出一个小小的、瘦瘦的、脸上沾着锅底黑灰的我，在往昔的此地茫然而快乐地奔逐。

我把车停在街延长线上一户人家的围墙侧边上，海水街的历史在这里早已中断，杂乱的地带、被遗弃的工厂依然住着各地迁徙而来的住户。

我从车上下来，踏上刻着花纹的水泥大坡，被机器毁了一半，让它终日阴郁，而那位创造它的人已经返回到与镇区接壤的村子，给别的庙宇刻上他的手艺。突然，有人叫我：“春——日，是春日耶，回来了。”是原来厂区保健室的医生，他长得魁梧，原来那几根头发已经掉光，唯一不变的是眼睛一直藏在金丝老花眼镜背后，透明镜片里看向我的目光有着心知肚明的理解，声音一如既往温醇，饱含耐心。

我说：“对的伯爹，回来带点东西，之前忘了。”

他知晓，或者厂区每一个认识我的人都知晓，那所房子有什么。他说：“有钥匙不？锁头生锈不好搞呀。”

我说：“有呢，我叔以前开过，没问题的。”他便背着手，慢慢悠悠地往菜市场走去。

我独自走上熟悉的路，两侧的地瓜叶已快把小径占满，我毫不犹豫踩踏上去。之前，我觉得自己会惧怕、悲伤、痛恨，所有的情绪都会喷发在这如今只完整存活于人们语言中的工厂——陶瓷厂，万幸，当我抵达终点，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即使耳边有机器轰鸣的声响，从往年一直飘荡到今日，从未消散。

瓦房，四根梁，四间房，除了用木板把最左侧的隔成卧室，其余的都成了车间兼起居室，宽大，杂乱无章，一如我们一家三口曾经的生活。胡乱搭起的灶台靠着那堵墙，有木板钉死的窗，一日三餐都烧柴火，熏得漏进来的光都想逃之夭夭。到处是老鼠屎、蜘蛛网，原本放着尿桶的位置坍塌一角，木台上的几根圆梁便插入空中，把这突然的裸露填满。到处充斥着一股馊味。

我走入卧室，所有的桌椅都蒙尘，被蛀虫啃得破破烂烂，被透明袋裹着的白色落地扇，依然完好。这个死了人的屋子，只要被人在心头记起，总有阴影从中袭来，这些功能完好的电器家具也被弃之不用。二手小书架的抽屉坏了，原来存放的与笔友往来的所有信件都散在地上，被咬烂、浸黄，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青春记忆。没有重要的人、重要的事在那堆文字里，我决定让它们继续自生自灭。

我看向被啃得破烂的花纹帘布背后那张棕红色长条桌，光从天窗透下来，稳妥地罩在煤油灯上。桌子的对面是一张菠萝蜜木大床，被乌黑的蚊帐遮着，仿佛里面躺着永恒的人，如此安静，如此安详。

从身体到精神，都被这厚厚的物质世界、日常生活与无效的时间碾轧过，我不会带走任何东西，仅仅为了看一眼，让疼在我的体内永远存在，让疼把心脏变成死人的刺青。我要记住他们籍籍无名的人生，我要记住这个镇子的名字——灰烛镇，一个任热带植物疯长、被密林覆盖的镇子。我听得见藏于地下的狂风骤雨般的呐喊。

2

我在十六岁那年通过我母亲正式知晓自己在那栋已经成为母婴店的房子里出生。

暧昧不明的季节，有过于闪亮的阳光，毫无遮挡的地上仿若被这猛烈烫出一个个小洞。热，我穿一条黑色的二手长袖短裙，劣质的布料——标签上写的聚酯纤维紧紧贴着我的肌肤，汗津津的。坐在我对面的母亲，大口地喝着放满冰块的红茶，薄凉的衣物浸润在汗水之中，也许是茶里的冰块消融她身上所有的酷热。她若无其事的口吻让我觉得，我并非她口中的婴儿。我以一种劫后重生的姿态，带着精雕细琢的微笑面对着她。她的嗓音像摊开的花瓣，又像是某种诱人的陷阱，让我明知危险却还是好奇地听下去。我并未如母亲所期待的那样与我自己毫无记忆的经历产生联结。我与十六年前的那名婴孩相距甚远，那是与我毫不相干的生命，那是另外一个人神奇而黯淡的遭遇。

母亲的眼眸盯着面前的杯子，她并未对我察言观色，面对一名少女，不需要那么操心，只有成人世界里的你来我往才必须耗费心机。她用一种粗糙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觉得我能轻而易举地懂得，毕竟她都解释得那么清楚。她抬眼看我，有微弱的祈求，不希望我对过去的岁月有任何责备。过去已经失效，我应该振作，赚钱，把自己养活。我不知她为何要在那个时候冒出来，不仅告诉我来龙去脉，还教我如何成为一名可靠的大人。我记起她另外的孩子，我猜测她是否也这样教育他们？还是对其中可以传宗接代的男孩倾尽所有的溺爱？这是灰烛镇司空见惯的育儿方式。

我现在的家需要劳动力，所以，我必须工作，懂事。我的内心一阵排山倒海的恶心，却沉默不语，她却误以为耐心的说教终于让我明白事理。

有第二个孩子之后，她就上了节育环，她不清楚这个东西会让她体内的某处不断发炎，让她的子宫一直生病。她唯一知道的是，她不会再怀孕。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她就怀上我。

“命是不能随便扔的，那些堕掉的我管不着，我只能管好我自己的肚子。”她指着自己肥胖的腹部，义正词严地说。

“你想不出那个年代的艰苦，我挺着大肚子，奔来跑去，东躲西藏，就为了生你。”

我不搭腔，不杀，便是对我永远的恩情。如果不出生，我会怎样？我必定在混沌中，在一个茫茫的世界，那是生命形式的另一种存在。

我出生于1988年正月里的某一天。

那年，寒流南下，石头裂缝里塞满雨水，往低处游去。房子大门紧闭，摸上去一手的黏腻，那是木头腐烂的残留。年节的热闹还未散去，又恰遇本地“境土之神”符氏皇太后的诞辰，到处弥漫着爆竹的烟雾与响声，几家香纸铺的生意出奇的好。

母亲挺着肚子进香纸铺买下送给神的东西，仿佛贿赂了神，就能保她周全。她灵活，即使排在后面，也对着老板嚷着：“哎呀，先给我一响鞭炮、一扎元宝、三根香，不，还是六根吧，再来一包火柴。你们就让让我吧，要生了，等不及了。”老板是个男的，紧盯着她的下半身，容许了母亲的插队，把她所需的东西快速备好。

母亲拎着这些物品，沿街走到大门前，忍着宫口开指、羊水下流的痛，把纸钱烧完才扶着腰走进这间贴着白色瓷砖的阴森之屋。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路边的神明一直都在。所以我要让他们知晓我的诚意，知晓我想活下去的欲望。”母亲的回忆断断续续。

母亲有浓密的头发，宽阔的脸庞，丰硕的乳房和一双粗壮的双腿。由于我的迫不及待，羊水已经湿透她的裤子，沿着大腿的悬崖顺流而下。接生婆是一个白发女人，冷眼看母亲，见多生命的落地，她对母亲烧香拜佛那一套很是厌烦。母亲想的不是如何顺利把我生出来，而是思虑那堆纸钱的灰烬，这不是干燥的天气，所以，它们还在那里，那些神通广大的神，必定收到她的信息，必定守候着她的生产，她肯定没事。母亲心头一松，遵照接生婆的指导上了产床。

“腿叉开，抬高点。”接生婆的话毫无感情。

“女货。”接生婆用方言说。光滑的肮脏的小生命在她双手的衬托下，哭出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她把擦洗干净穿好衣服的我放到母亲身边。

母亲说我哭声很大，是她从来没有听过的婴儿哭声。穿破房子，蚕食一切，让整条街道歇斯底里。

母亲生我后的当夜，风带来雨水，噼里啪啦打在窗上，像鞭炮燃放。起初，筋疲力尽的母亲以为是街上哪户人家遇了喜事，当雨越来越烈，风越来越猛，她彻底惊醒，问，是台风吗？接生婆说，你糊涂了，这时候怎么会有台风。也许，那只是筋疲力尽后的她产生的风雨幻觉。

母亲顺着我安静的目光，看向顶上那盏小小的闪着黄光的吊灯。那被一根细线吊着的灯，别致，奢华。

藏在黑暗里的孩子始终有对光明的向往。

3

孟新春盯着对面的门廊台阶，老房子，有花柱阳台，一侧种着郁郁葱葱的三角梅，紫色的花让灰房子有华彩，指着一楼左侧隐现的八仙桌，桌脚下有一个小小的香炉，是镇上瓷器店里最普通的一款。她说我就是从那张桌台上掉下来，肉墩墩地砸在同款香炉上，把左眉毛和额头磕碰出一条线。“那里没有肉，只有骨头，硬碰硬会让人受伤。”她说。

她伸手把我的长刘海撩到我的耳后，注视那条从眉毛往上延伸到头发里的巨大疤痕：“差点损了眼睛损了脸。”她的嗓音变得陡峭，难以攀爬，也许这件往事正努力地把她撕扯。

即使只是一名婴儿，遭遇如此巨大的重创也应该要记得。一个头破血流的婴儿和一个头破血流的大人在疼痛感受上没有任何不同。她为我的一无所知感到失望。

这一年，我将满四岁，开始捧着记忆容器四处搜罗我想要记得的东西。而摔倒时的我还不满周岁，即使不分日夜地睁着眼睛，也辨别不出这世界的异同。我不记得疼痛，我顺着她的话摸摸自己的齐耳长发，黑色下面是微微凸起的疤痕。

孟新春给几家服装作坊缝衣服所需的纽扣。那时的男男女女，都有热火朝天的分工。和孟新春做一样活的还有几名哺乳期的工友，都比孟新春年轻、活跃、健谈。她们带来自己的孩子，不时会停下手中的活，给婴儿喂奶。孟新春总能看准时机，不管我饿不饿，都把我塞过去。这是她所能想到的让我强身健体的办法。

为了避免涨奶，乳汁丰盛的人愿意把我抱在怀里。我过分用力的吮吸让喂奶的人大惊失色：“你这崽真是贪心鬼，没几滴奶还真养不活。”

孟新春凑过去看着我说：“饿坏了。”事实上，她总是给我熬很黏糊的米粥，费力地调好合适的水温冲奶粉，不会让我饿着。我有胖嘟嘟的胳膊和胖嘟嘟的腿，每一个见到我的人都想狠狠地捏上几把。

家里囤有一些我喝过的空奶粉罐。孟新春用来装从厂里带回的各色纽扣，纸张卡片与针线，一放多年。

这一年，是我住在海水斜巷的最后一年。住在这里的，还有李铭顺弟弟一家。两家居于一屋，长此以往，难免龃龉，不快乐便潜滋暗长在孟新春与婶婶之间。女人的较劲是有的，总是落于下风的孟新春开始想着搬离这木头与火山石混搭建成的屋子。

这栋破屋被推倒重盖，还要七年之后。

我记得，李铭顺和他的兄弟给屋顶浇筑水泥的那天，我沿着没有任何防护的水泥楼梯走上去，灰水泥隔出的青石墙，完美嵌入虚空中，那时还不流行红砖，和石头相比，太不耐用。灰水泥做出的窗户外面，是不断长高的菠萝蜜树，从真正松软潮湿的土地冒出来的，是这条街裸露的脊柱骨。

我又往上走，来到屋顶平台，看到高低不一的楼宇层层叠叠，海水街白色的屋顶在碧空下有一种身在异国的错觉，陋巷里不规整的瓦片三角屋则明明白白告诉我这才是这片土地的真实。我有些震惊，觉得这街区的某些脏器陌生起来，我分辨不出新旧，浓厚的油漆味，让我头晕目眩，也许附近有油漆工正在刷窗棂或者门。

李铭顺正在一侧砌安全墙，这手艺是他二弟教他的。在楼与楼之间，有一条缝隙，几岁的孩子可以掉下去，也可能卡在两座房子之间的墙壁，上不去掉不下，窒息而死。所以，建一堵有安全高度的墙是必要的，即使额外多出一笔费用。

李铭顺被太阳晒得很黑的脸，都是沟壑，人一旦持续地辛苦，老迈来得都比年龄早。我盯着他被水泥烧破的白布鞋，大脚趾从同样被烧坏的白袜中钻出来。李铭顺从不穿其他颜色的袜子，白色青春，白色年轻，李铭顺说。他经常找一些书面上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以证明他读的书比同代人多，他不是文盲。他舍得花钱买通俗杂志，奇案故事看得津津有味。

他叫我：“春日，水壶。”我从墙的初始处捡起它，走过去给他。他咕噜灌了几口，说：“这里不是玩的地方，你下去吧，屋顶楼梯都没护栏的，摔下去头破血流还是小事，摔个伤残就不值得。”

我顺从地走下去，想着他在楼顶被日光晒得越来越小的身体。和他人高马大的兄弟一比，他像个侏儒。

侏儒对娶媳妇本来毫无指望。媒婆有一日却来到家里给他说亲——八字出过门的孟新春。媒婆觉得说离异不是很准确，婚宴是按照习俗办的，这一纸婚书却是没有。这个媒婆比其他同行新潮，总能准确概括被介绍对象的情况，让她的牵线成功率全镇最高。李铭顺信任她，却还是装出一副犹豫的样子：“生不了孩子是个问题。”媒婆说：“不能全怨女人，男人也有生不出来的。”

李铭顺应允。

他已经老到有可见的残败。这样的人在镇上存在是可耻的。李铭顺从二十岁出头开始，就已被迫接受这种可耻的打量，如今，他终于可以打败这种状况，为什么不呢？即使孟新春的身高让他望而生畏。

孟新春的骨头吸尽养分，让她有超拔的身高。孟新春也有一头乌黑丰厚的长发，编成辫子，甩在脑后。我喜欢摸她的辫子，说她怎么编得这么漂亮。她便也让我留起长发，给我扎高高的马尾辫。我最喜欢孟新春到巷口喊我，我使劲地甩头，跑向她，马尾辫规律地摆动，我相信自己有比她更美丽的长发，也相信将来有一天自己也会有同样“形销骨立”的身体。

我的拖鞋和裸露的脚趾沾满火山泥。

万年前的火山喷发，炽热的岩浆奔流到灰烛镇，沉淀的火山灰滋养繁多的植被，只要未被人工修整过的地方，杂草总是疯狂地长。这里的芝麻、菠萝蜜味道也比岛屿南部出产的香得多、甜得多。水果多，并不能完全果腹，所以要继续开垦。掀开地面表层那些薄薄的养分，底下挤挤挨挨的火山石看傻了人的眼，便只能种一些耐旱的木薯、毛薯。挖出来的火山石便被拿来盖房子，和海水街上昔日的豪宅不同，火山屋是穷人之所。

年末的岛屿有连绵不绝的细雨，这些有孔的石头浸润其中，生出霉斑。日夜居于这种阴凉，让好酒的李铭顺很早就有痛风，他的脚趾关节在冷天里肿痛，他却难掩高兴，一个穿三十七码鞋的矮小男人，终于迎来人生的第二次发育，他希望自己的脚能穿更大码的，这样才显得有男子气概，这是他一直缺失的东西。可最终他还是思忖如何掩藏日益变形的脚掌。他把放了将近一年的黑皮鞋拿出来，擦上鞋油，精心抹一遍，再把双脚放进干净的鞋里，去镇上的药店买骨痛片，鞋确实变小了，他走得难受，但他还是把打算买新鞋的钱改成多买几盒骨痛片，囤在家里。

天气冷，他不想干活，他怕弄痛脆弱的双手，他把自己的活全给同一车间的女工友，计件，谁也不吃亏，然后回家取出凳子，坐在低处的门廊内，把双手抱在怀里，瞅向孟新春和从远处奔来不断喊着爸爸的我。

李铭顺从不直视走近的孟新春，视觉的变更让孟新春被放大，他感到一种女高男矮的压迫。他自卑，因此拒绝拍任何露出全身的彩色照片。我们的全家福便一拖再拖，直到他们一前一后死去都没有拍成。将来的我只能对着巨大的落地镜，分解自己的眉毛、嘴巴、鼻子和眼睛，辨别是否有他们的影子。人们不是说，在一起长久生活的人，音容笑貌都会变得相像吗？

4

我四岁这年夏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孟新春把所有物品打包，收拾妥当，安排几名壮年的亲戚，抬床搬桌，她则挑着扁担，两头放着崭新的碗碟，新春伊始，购置新的碗筷有着非同寻常的寓意，希望余生丰衣足食的她从不缺席这个传统，在迈进交叉街口时有些迟疑。那里聚集着种类繁多的店铺，杂货店、麻将馆、牌九馆，从早到晚热热闹闹，从早到晚话题兴盛，是孟新春永远融入不进的天下，健康之人被分配到取之不竭的精力，这恰恰是她缺乏的。

人们看向这支逶迤的队伍，专注于充满象征意义的锅碗瓢盆，眼神尽是疑问，也许是兄弟不和导致的分家，不被长辈允许的搬家是对家族的背叛。人们用一种嘈杂的难以辨别的声音谈论，我听出这些私语暗藏一种鬼鬼祟祟的快乐。

孟新春却以坚定的步伐压过所有争议，抵达陶瓷厂。

帮忙搬家的亲戚都未留下来吃午饭，即使孟新春指着备好的鸡鸭哀求：“怎么能不吃饭呢？这么辛苦，先喝杯茶等一等，铭顺，拿茶杯洗一洗，泡壶绿茶先。”亲戚们摆着手：“有局了，要没局我们也是不客气的。”

孟新春把人送出门口，她有些累，便坐到还没寻到合适位置而暂时放于中间的椅子上，打量年久失修却又重新生出人气的屋子。工厂原来是合作社，后来改国营。这屋子便是当年私人作坊的遗留物，是同村另一个宗族的祖产，捐赠给了国家。

窗户、屋顶、有缺口的屋檐瓦片，暗示它仅仅是一个遮风挡雨之地。它和原来住的那间同等的破，孟新春却因为不再需要和人共享空间，而把过去和将来的不快都扫地出门。她仰望小小的位于正中央的玻璃瓦片，感激前人的聪明给她造成的借光方便。她站起来，把一只脚踩到那束光线中，笑到发抖。不过，孟新春没想到的是下雨天，她该拿这破房子怎么办。

夏日的烈雨与台风，打在毫不牢固的青色瓦片上，沿着缝隙跑进来，搞得满地都是新鲜的雨水。孟新春不得不叫我去拿木桶接那些叮叮咚咚。这些意外的客人一颗一颗地滚到桶里，让装满模具和半成品瓷器的屋子有特别的响声，在我体内扎下根，让我懂得了辨析声音。

木板隔出的狭长卧室。一块帘布被孟新春的妙手从卧室的横梁中间接上，一分为二，一撩开，便是另一个天地，那是真正的孟新春与李铭顺的卧室。

外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客厅，靠墙被孟新春放置了可以伸缩的木制沙发——她曾经的嫁妆之一。后来，沙发成为我的床。朝着路的大窗户，像被特意挖掉的一个方方正正的洞，镶着破破烂烂的玻璃，李铭顺在窗前放了一张捡来的方桌，这是最好的视觉位置。

从走入工厂大门开始，我就注意到坐在水泥台阶上的李清修。起先，她仅仅注视这条延长线来往的热闹，它一边连着新建起来的菜市场，一边连着古旧的海水街，仿佛是新衣服上一枚丑陋碍眼的补丁。对面有旧楼房，行人少时，她就看向围墙内高高的杨桃树，伸出来的柔软树枝结了一些小小的果，只要再长高一些，轻轻一跃，就能把果子拽在手里。她仿佛闻到杨桃酸涩的香气，忍不住吞了吞口水。阳光亮晶晶地落在她的眼睛里，她把手遮在额头上，那是《西游记》里孙悟空的经典姿势。

然后，她被那些移动的家具吸引，从台阶的一侧走过来，从厂门一路尾随到我的新家。她不问我的名字，也不问我从哪里来，只是说：“你很面熟。”接着说，“去爬铁门玩不？”她见我茫然不知，便拉起我：“走，我带你去。”

我跟她回到厂区的入口。

大门两侧的浮雕和蟠龙柱是厂子的门面，柱子经常被小手掌涂涂抹抹，或是被衣服蹭来蹭去，亮闪闪光滑滑的。凸出来的龙头怒目金刚，仿佛是对这一拨顽皮的幼儿有不能出声的愤怒。晚上，盘旋在上面的灯带就亮起来，合拢的巨型铁门把居住在工厂里的人隔绝，只留一扇小侧门进出。守门的是一个精瘦的老头，在灰烛镇多年，方言却说得笨嘴拙舌，但没人敢嘲弄他，进出还要靠着他。大人是不屑于翻越铁门的，一是不雅，二是偷偷摸摸的，如同出没的小偷。这时候的工厂是兴隆的，人们是有道德的。

孩子们无论什么门都是不想走的。谁爬得高谁就是最有胆量，因此都争先恐后。门卫也阻止不了，只能背着手，一边念念叨叨说，摔了他管不着。连孩子的父母都管不着，他自然也是管不着的。他有小小的圆脸和稀疏的头发，如果不是因为口音和与众不同的方言，我都会误以为他是李铭顺的孪生兄弟。所以，每次见他，我都有几分亲切。

那些装饰性的铁架花纹成为李清修的扶手，她很快爬到顶端，横跨在两个尖角的中间，那小小的铁横梁可以坐一个孩童，也可以坐一名少年。我睁大眼睛说：“下来吧，我不敢。”她说：“你注意看我怎么下来的。”她下来的动作比上去缓慢很多，为了让我看清楚攀爬的技巧。

和我同年出生的李清修，那年留顺服的齐耳短发，天真的眼睛看人时特别真诚，几粒雀斑让我以为她的脸上沾灰，尖尖的鼻子下面是缺了门牙的嘴巴，笑起来像一个黑黝黝的洞穴。

我喜欢她特别的脸蛋，却嫉妒她的名字。镇上给女孩们取名都是随随便便的。叫阿才、阿新、招娣的，必定都有个弟弟。叫阿梅、阿丽和阿花的，必定是随取名的大流，觉得这是对女孩们容貌最高的赞美，以后必定能凭借这张如花似玉的脸蛋嫁个好人家。男孩的名字，则被寄予厚望，光宗耀祖是只有男孩子能做到的。所以，必定要郑重请算命先生依据八字、宗族辈分和古书取，再隆重举办赐名宴。那时我还不知男女有别，我问李铭顺为何自己没有如此盛大的宴会。李铭顺撒谎说：“你的良辰吉日还没到，将来给你办得更大。”

我说：“我叫李春日，你呢？”已经下来的她跑向门卫室后面堆放的一排白色的瑕疵模具，拿起其中一个用力往地上一摔，捡起一块一头尖一头粗的，当粉笔用，说：“我给你写。”虽然她写得歪歪扭扭，但我还是认得“李”字，余下的两字被她读了出来。我联想到她的名字可能是精挑细选的，而且有过丰盛的宴席给她庆祝这名字的获得。我向前，一个趑趄踩上去，然后慌忙缩回脚，说：“我帮你描上踩破的。”我夺过她的工具，强行添上自己的笔墨。这被涂乱的名字，让我的嫉妒少一些。她一定是经常拿来练习，不然九月才要到村办幼儿园读书的人怎么能会写字呢。在海水斜巷居住时，李铭顺会带回墨水和毛笔，在报纸上写上几行龙飞凤舞。那是大人才懂的，凭什么她能懂，凭什么她能有这个名字，至少要入园后吧。村办幼儿园在古镇墟上，如今是一个庞大的杂姓村，对教育的重视却一直传承下来，只要隶属于该村的孩子，都可以缴纳很少的报名费入读学前教育班。

不久，在和李清修逐渐混熟后，我知道，这名字是李铭顺给取的。

李清修的父亲和李铭顺同村同厂，会做泥工、刷油漆、做电焊……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就是不怎么认识字。他的父亲因为识字，在村里开私塾，拿过学生家长们给的一些大米，死后两年还被挖出来批斗。李清修的父亲则成了活着的瘟神，走哪哪荒芜。只有家里一穷二白的李铭顺，性格和身材比别人都矮半截，极难找到平等的伙伴，便想到自己跟谁玩也不会让阶级成分往下跌，便跟李清修父亲一块去野地里摘菠萝蜜，去邻镇赶早集，去树林装陷阱抓野味……这友谊从那会无尽地延续至今。

后来，情况变好，李清修父亲还是跟“字”结下仇怨，他有过偏执，家里不允许出现任何的书本。李清修和哥哥都是把书放到柜子里，绝对不能让他看见：“说不定突然发癫了，又烧。不过还好不是什么《封神演义》《醒世姻缘传》，这些他会立刻烧掉的。”

她父亲拿过办公室的报纸，在电焊工作室里用火柴烧过。他看着火慢慢地把采光不佳的房间照亮烤热时，报复的快感随着火苗一起升高。他抽烟，随身都兜着一包火柴，火柴也分等级，他的那些，是一划便燃的那种。不时有人会找他借火，他会先瞅瞅还有多少根，再决定用烟还是火柴做引子。他嘲笑经常借火柴的人是守财奴。有时，他在别人走后，便把火柴在纸盒一侧的黑色上划拉，在火将要燃尽时把烟插入微光中，然后把截截变短的毫无用处的火柴轻轻往外一弹，就像把曾经难挨的日子一并弹落。

他追求李清修母亲时，是李铭顺帮忙买的电影票，写的求爱信也出自李铭顺之手。他说只有外地的姑娘才看得上他，才懂得他，尤其从深山老林里出来野性仍存的。

李铭顺说又不是野兽。他说你知道岛上最早的民族吗？她从那里出来的，我说的是好话。

李铭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被当成文化人，入厂被安排在会计岗位上。公文包里经常装着钱。这钱压得他寝食难安，他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弄丢公文包，觉得总有一天会因此倾家荡产。他躲不过恐惧的折磨，干了不到一年，便主动请求调到技术岗。可他又经常怀念那时的风光。

他在两根顶梁柱之间做了晾衣绳，又在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把他宝贵的西服和黑色的公文包挂上去，那是最显眼的地方。

通常早上醒来的李铭顺，都会侧身坐在窗前，盯着硬邦邦的人造革包，回想以前清闲又体面的工作。一旦看到我睁开眼睛，便洋洋得意地告诉我公文包的来历：厂里分给他的，一分钱不花。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却说：“爸，你帮我改个名吧。”他似乎没有听见，还是絮絮叨叨地说他跟公文包一起的日子。我又说：“爸，你帮我改个名吧。我想叫李清修。”我确信，那时我的嗓音像红透的本地番石榴那样成熟。

我说我讨厌叫李春日，我根本不知道春天的样子，为何要拿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季节给我命名。热带岛屿的气候让追随旧历节气的人们年年茫然无措，它们在此失灵，无法修复。人们只能在各种关于气候的传言中经历一年四季，谈论着应该多冷才算冬天，商量着春天来临的第一天是不是正月初一？

而且，这名字不男不女，它该配的是一个男孩，而不是生错性别的我。我几乎是把最后一句吼出来。孩童的天真和野蛮都被填入汹涌的句子中。面对我失控的愤怒，李铭顺持续沉默。孟新春却毫不留情地说：“男孩也没什么不好，男孩比女孩强多了，你有本事变成男孩我更喜欢。”也许她想通过名字把我的性别纠正。

孟新春不觉得这时的我能明白她话里的含义，她留下错愕的我，跨过卧室的水泥门槛，走出去，望着门口这片荒芜的野地，盘算着怎么把它救活。一个尚算年轻的女人，需要一些错综的风光来填补人生的苍白。

这一带，盛产高岭土。没有可耕种的土地，便有了师傅们代代相传的手艺与各种各样的陶窑。从这片野地下去，翻过对面的车间，就是河流。它有过兴盛的码头。

孟新春曾踩着小路，跟着人群，从码头那里登上一艘载货的船只，她希望像海水街那些漂洋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传奇。但她晕吐在没有风浪的江中，只能回到岸上，懊恼于自己的无法改变，只能苦守着绿之景致。她说她小时候最喜欢在雨后的院子里，长久地站着，雨把空气清洗，像切苦瓜那样切出一条条大小相等的新鲜，那是她的肺部最舒服的时候。

李铭顺转过身盯着我厚厚的刘海，唤我回魂，告诉我，我原本不这样叫，但那次让我意外摔伤后，他决定从旧书里，从那些流传在民间的传统小说里，寻合适的字眼。他找了很久，夜不能寐，终于被他找到这两个美好的字。

也许有一天你会在极寒地带见到真正的春日。他摸了摸我的头。

我心软，在心里比画着李清修与李春日，决定不再当一名抢劫犯，毕竟我们穷得只剩下可怜的名字。我去找李清修，通知她我放她的名字一马。其实她并不清楚我认识她以来一直想窃取她的姓名。

李清修的家同样是一栋老旧的、被胡乱盖起的低矮的火山石屋，以前的陶工就在这里踩着慢轮陶车练出结实有力的大腿。它挨着工厂的巨型铁门，后来又和新建的白色楼宇一墙之隔，那是陶瓷厂的办公楼，后来，工厂破产，她父亲把瓦房的墙挖出一扇门，接通办公楼的一侧，大摇大摆地搬进去，把两间宽敞的会议室变成客厅和孩子的卧室。屋子到处是堆积的杂物，也不知是否还有用处。一辆缝纫机靠窗摆着，有时李清修会往针孔处倒润滑油。窗外是一排椰子树，夏天的大风刮过，叶子便哗啦哗啦响，其中一棵的底部不知何时被啃出一个洞，不知谁家散养的母鸡经常在里面下蛋。我和李清修捡过几回鸡蛋，拿来煮了吃。我把鸡蛋的营养吹上天际，仿佛一吃就变成天才。那时候，我确实相信，我和李清修有变成天才的可能。为了变成天才，或者是为了填充空空的肚子，我和李清修热衷发掘各种各样能吃的东西，包括割舍罗果、桃金娘、本地番石榴、杨桃，各种经过前人验证可食的野果。即使如此，我和李清修还是面黄肌瘦，越长越像菜园子里的细黄瓜。应该说，大部分工人的孩子，那些洗脚上岸的农民孩子们，都长得像那架上的细黄瓜，因为营养不良。

我们蹲在椰子树下，望着树底的破洞，一边吃着偷来的黄瓜，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我不偷你名了。”

“你想要吗？它有什么好，我给你就是了。”

“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不就是个名吗？不能吃不能穿也没有任何神奇的能力。”

“你这么一说，我更觉得没有必要了。”

“给你给你。”

“你这么一说，干脆我们都把名字扔掉算了。”

此时少年的天真蔓延如青草。

……

5

房子的前院其实是一座房屋的遗址，被自然形成的小路隔开，路伸向厂区更深处的工人宿舍。边界之外铺满成片的野草，爬到左侧的石头地里，从前也是几栋挨着的石屋，倾塌得晚了些，比门前这片阔地更明显，四周的石头没有被搬走，起起伏伏。

孟新春决定种一棵遮挡烈日的树，还要种一些菜，让阳光温柔，让大地凉快。不久，繁殖很快的地瓜叶让这里有比从前更深的绿色。

越过这片绿油油，仍然有废地，原来也是火山石屋，倒塌后不知被谁用石块围起来。在烧窑工艺改革后的那一年，它成为煤炭的堆放处。黑煤在镇上是罕见的事物，第一车拉回来时曾经热闹一阵，人们谈论着“煤”的形状、颜色，以及陶器被它烧制之后会不会丢掉原本的色彩。实际上，第一次用煤烧出的陶器都坏了。师傅们对它不熟悉，火候掌握不到，那批坏陶器被倾倒在河边的垃圾场，把从河床拔地而起的公共厕所又填高了数十厘米。

后来，也不知是谁率先把那些碎煤捡回去烧饭，孟新春也把煤渣捡回来生火，可以省下一些木柴。没有方便快捷的厨房电器、没有煤气灶、没有电磁炉，打火机比火柴盒贵上好几倍，依靠木柴准备一日三餐并不容易。此外，因为身体的缘故，孟新春没能像厂区的其他女人，或者精练的奶奶那样勤快地兜转于各处的树林，精力旺盛地捡来新鲜砍伐的树干或台风吹落的枯枝以备不时之需。

对柴火缺乏的担忧开始于奶奶还年轻时，她生养一堆孩子，日日做饭，知道没有木柴的艰难。这让她有储存的习惯，作为引子的甘蔗叶、芝麻枯枝，被她晒了至少三天三夜，粗壮的木麻黄树干都被细致分类在无人居住的村里老屋的卧室。

孟新春做饭时总会想起那一屋子的柴火，必须要有容易着火的引子，点着，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把粗木柴烧起来。煤油太贵，舍不得洒到炉子里，那是春节必须要点长明灯时才用的，要留着。我把煤油瓶拎过来，对孟新春的死板大惊小怪。

有一次，孟新春回村祭祖，祖宅卧室的门不知被谁打开，人们谈论着快要往外倒的这些东西，门已经关不住，至少要搬走一些才平衡。孟新春盯着其中一捆枯甘蔗叶，易燃，好用。伸手打算搬走。奶奶却从屋外奔来，着急地叫：“哎呀，那个不要抽，你一抽不平衡整个都倒了，这可是大工程，还没到紧要关头呢。”孟新春听出言外之意，难堪地把那捆树叶放下。之后，从侧屋悄悄走到大堂祭祀的人群中，把祭祀的所有流程走完，回到厂里，见到我的第一件事便是抱怨起奶奶的小气。

我对奶奶不是特别亲近，也不是特别疏远。

奶奶的手臂和面颊散布着斑点，年纪越大，斑点扩散越快，也许是老年斑。清明节当天，长着老年斑的奶奶穿着她的对襟衣裳来到镇上叔叔家，帮忙看家。

那时，我对死亡的认知还停留在年龄排序上。无论什么都要有先来后到。死亡也不例外。我没想过疾病、意外、谋杀可以剥夺人们的生命。总是乐观地觉得，人们都会永远像我所见的那样，快乐生活。镇上的人们很少谈到死亡，也不提及一切可能的不详，给孩子们造成一种错觉，生活恒久不变。

对死亡避而不谈的孟新春从不让我在清明节扫墓。她拎着祭品，戴上草帽，把锄头塞到李铭顺的手中，穿一双绑带平底橡胶凉鞋就出发。

我觉得这样的远游一定乐趣无穷。可我只能听回来的堂姐堂弟们讲他们的见闻。我问孟新春我何时能去，为什么堂弟可以去我不可以。孟新春说你变成男孩立马就可以。她的话让我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男孩可以做女孩就不可以做，我想着自己认识的同龄人，他们和我一样生机勃勃，没有任何的区别。这让我怀疑孟新春故意搪塞我。我憋着气问大到什么时候。孟新春说再等两年看看。其实，她不想让我在墓地四处走动，她觉得墓地所在之处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又不是没有人被鬼附过身的先例。虽然她从未跟我说过那些邪门的故事，但是人类猎奇的本性还是让她在别人的聊天中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她的心里就被投下了一片巨大的阴影。

李清修也跟着她哥哥一大早戴上宽檐草帽笑逐颜开地朝村子跑去。我却只能站在路边被迫接受她故意的炫耀。然后郁郁寡欢拐到另一条路，到海水斜巷的房子跟奶奶一起。

“那天是祖宗们的日子，要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奶奶坐在摇椅上，说得清心寡欲。这种气氛确实适合一名垂暮的老人，外面的阳光悬停在走廊的边缘，她昏昏欲睡，仿佛在她的手边有一个自动按钮，被她随意地把时间凝固。她有时会打开眼缝，瞅我一眼，算是尽了对我看护的责任。

那活人呢？有必要顾及活人的心情吗？我记起孟新春因为柴火而郁郁寡欢的神情，便问起奶奶：“阿奶，那么多木柴为什么不能给我妈妈一捆呢？我妈每天都要拿着风筒吹半天，她肺不好，经常咳得我害怕。”奶奶放松的表情渐趋凝重，她想了想说：“还没到时候，万一哪天社会发生变化，比如日本又打过来了，我们必须要有底本，还没到紧要关头呢。”她对我说的就是对孟新春说的话。可她心里想的是，那么多孩子，这个给了那个不给，不公平。她的眼前，是那柴火——她往后余生的丰衣足食，她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又慢慢进入梦的王国。

无论孟新春抱怨奶奶多少次，李铭顺唯一的应对仅仅是把嘴巴留给手中的酒。他每顿晚餐都喝本地酒厂生产的酒——鹿龟酒。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身心都飞进那一小碗的深色中。他喝酒几乎从不贪杯，因为一瓶几块钱的酒是他东抠西抠省下来的，他要定量供给每一天。

但是，他醉过一次。他摇摇晃晃地，一屁股瘫坐在水泥门槛边，头歪靠着墙，一阵反胃，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他在别人的婚席上贪了杯。他面对着自己的呕吐物，说免费的，喝多了。脸上是高兴、歉意与无地自容。他没有挪动的力气，说话的声音比平常小，让人几乎完全听不见。他高估了自己的酒量。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成年人的失态，面对成年人另一副让人难以置信的面孔。我觉得他可能会死，我不敢想象失去他后，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孟新春以为我怕那些脏东西，便把突然哭哭啼啼的我赶出屋外。我站在蓝色大门前，拉住每一个路过的人说，喝酒会死人的。

那天的晚饭，李铭顺第一次没喝酒，米饭嚼得很慢，水煮猪肉汤，里面是切得很细的瘦猪肉，中午那一顿丰盛，晚上这一顿清淡，让他很难下筷。不过他看起来是恢复了，因为他跟孟新春说话时又开始笑。

我吃得快，把碗一扔就满厂子跑。孟新春用方言俚语指责我囫囵吞枣的样子像小偷。

人们把活动炉铺陈在夏天的黄昏下生火做饭，到处弥漫着饭菜的香气。我被这氤氲的气味吸引，轻而易举猜出人们所用的食材。无非是市场上买来的寻常之物。地瓜叶、空心菜、豆芽、本地白菜、马铃薯，鸡肉、猪肉、鸭肉、鱼。配的作料无非是蒜头、盐、酱油、猪油与味精。

我瞅着烧菜人把一小包味精拿起，慢慢地把白色结晶撒进去，忍不住吞了口水。

味精是剪了半小块黄昏做的作料。大人说。我伸出舌头往天上舔去，一无所获。我馋别人家的菜，看上去那么与众不同。

我们家从不吃味精。我提过几次味精能让味道鲜美。孟新春却说不能因为美味放弃健康，可能是听信某个据说可以维持长寿的偏方。那时她对自己的身体已有不祥的预感，她的身体会比她的精神率先死去。

她问我要吃什么，也许把话题引到各种类型的食物上，我便能忘记此事。我说，福寿鱼和地瓜叶。这是最地道的蔬菜，它比地瓜还受人们欢迎，它也像咸菜那样被腌制、被出售，是灰烛镇最出名的特产。

6

孟新春是镇上最家喻户晓的病号。

孟新春最常去的是卫生院。一周至少三回，回回都是院长坐诊的时间。

卫生院院长是一名斯斯文文高高瘦瘦的中年男人，有一副温柔的嗓子。也许对这常年的病患有真诚的怜悯，即使前面还有不少病人在等待，他还是会让孟新春插队。院长巧妙地让别人注意孟新春浮肿的双颊和这前胸贴后背的身体比例是多么失常，每一个人都对病入膏肓的患者有绝对的谦让，因为他们时日无多。

孟新春经常问：“院长，你说我这病能好吗？”院长的手指捏住她的脉搏，凝神的同时脑子也在快速思考，他明白孟新春想要一个心满意足的答句，但多年经验让他知道，只有对自己所患之疾把握不定或者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才会期望奇迹。

你见过发烧感冒的问过这些吗？他们连药都不想吃，好了之后就会说医院是骗钱的，他们知道这是免疫力起作用吗？这些坏小子。院长有时也愤愤不平。院长说：“还是好好调养调养，你这病就那样，即使是李时珍，也不能马上给你治好。等着吧。”他曾建议孟新春买过一本《本草纲目》，偶尔可以试试上面的药方。之后不久，孟新春托人在城里的地摊买了一本盗版的记载中药药方的书，对着上面列出针对疑难杂症的药方，寻出合适的，把方子方正地抄在空白的小纸张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到兜里，仿佛这是她在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去私人中药房抓药天天煎。药罐里的气味弥散在火炉附近，蟑螂和老鼠在那时期便不常来。

孟新春也会跟院长商量开什么药，用什么针水。孟新春最喜欢打葡萄糖和氨基酸，这两样能让她更快恢复精神，青霉素则让她有一种痊愈的错觉。每次难受得很，她便不断恳求院长给她开青霉素，即使以后有耐药性，也顾不得了。她的脸溢出的痛苦像化了脓，观察细致入微的院长只好一边警告她一边把处方写下。

院长悄悄地跟别人说，他也不知该如何治。

每次孟新春取到针水和药，把东西放到病房区的注射室，便走到走廊尽头那一张椅子上，远离其他的患者。她跟我说：“谁知道这些人中的哪一个有传染病。”在那时刻，她忘记自己饱受歧视与排斥，忘记自己是一名长期的慢性病人。

病人都是相互猜忌的。

那些面目可疑的床，躺过什么样的病人？那斑斑点点的污迹，是否有未死的微生物？瘟疫不都是在病人聚集之地迅猛传开吗？这里发生过鼠疫，也有过霍乱，万一突然从这样的病床开始呢？所以，即使很虚弱，即使需要躺下来盖上被子让自己暖和一点舒服一些，他们还是宁愿心怀对疾病的恐惧，坐在外面忍上几个小时的腰酸背痛。

孟新春也怕，怕得连感同身受的能力都消失殆尽。都是陌生的病患，说不定会有交叉感染。久病成医，孟新春有足够的经验来对付。可这些经验仅限在镇上使用，出了镇子，到了县城，便什么都不是。那硕大的医院像巨大的囚牢，那些冷峻的面孔就像磁铁，把你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吸光。孟新春用她悲伤的嗓音絮絮叨叨，那时，她刚从县医院出院几天，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每一分都是自费。她绞着手，觉得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碎钞机。小孩才是吞金兽，一个年过中年的女病人，只能是碎钞机。

孟新春打吊瓶，习惯拨得很慢，药水一滴、一滴地从瓶子里落在长长的透明的管子里，流向血管，时间越久，她便觉得这钱才有同等价值。与此同时，这些宛如沙漏的水滴，让她意识到时间的限制，也意识到身体容量有限，既然有器物来，就会有器物去。她有顽强的意志，抵抗身体与心理的双重不适，而不是迷失在其中的错综复杂。这种意志，在输液时，便成为一种全新的忍耐。

恰逢周末，又遇极寒天气，忙碌的李铭顺会吩咐我取来孟新春唯一的厚斗篷，深邃的颜色，从肩膀一直垂到脚下，像随身携带一床棉被。她说过自己不能着凉。她会一直在冷天里张望入口，看我是不是带来保暖的衣服。很多年后我想她是否只是渴望有人陪伴，而不是孤独地坐于萧瑟中。

我把它挂在手臂上，尽量抬高，不让它成为扫帚清理大地，带着李铭顺的叮嘱——注意看大玻璃瓶里面的水是否消失，要及时喊护士——走去卫生院陪孟新春。

分散的建筑和庭院，让护士的来回变得漫长，也让护士的巡逻变得艰难。因为发生过病人睡着而导致空瓶气体进入静脉引发的危险，血液倒流而出让人滋生恐惧之心，因此，陪护成为那一段时期必要的选项。

那一排平层留院区前，宽阔的水泥空地耸立着两株洋紫荆，阳光像蛋清从屋顶落进茂密的枝叶，让花苞更密集更快地成熟，怒放，浓郁的气味很迷人。被砌得齐整的石墩可以坐人，经常有输液的患者坐在这里，让家人买上一些小零食，边吃边说笑，生病促成一个悠闲的假期。孟新春却淡漠地看着这些习惯享乐的人，觉得知道天高地厚的仅有她一人。同时，她也冷眼遥望我寻来的多样乐趣。

我想找寻洋紫荆的年轮，我摸着树皮，并未懂得任何科学的办法，我仅仅是设想树的年龄跟它们一样高。偶尔，李清修会来找我，她总是能准确知晓我身在何处。她爬上围护平台，伸出双臂把结实的树干抱住。她没能环成一个圆圈，也许她还需要再长大一些。她松手，拍了拍粗糙的树皮，卸下所有的紧张说，希望树不要太胖了，不然皮肤越来越粗糙，她不想抱了。她的手臂长得太慢。

我说树被很多人摸过，也许有细菌，或者病毒。我比其他人早认识这几个医学词汇。李清修说，要是什么都怕，活着还能干什么。我耗费许久，也无法知道她这种通达遗传自哪里。她的母亲已完全融入此地的生活，说得一口地道的方言，以不知嘲弄还是同情的口气暗示我是一名捡来的孩子。吐露真话让人难以启齿，虽然仅是面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调侃里也有几分顾虑。因此，我也故意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脸，心知肚明的儿童世界不给大人任何进入的机会，所以他们总觉得，我们懵懂无知。

这样的流言彻底传开，在卫生院空地上的一群少年中达到顶峰。那天，气温出奇的低，也许十度，也许低于十度。

我和李清修站在一旁瞅着那几名应该是小学高年级的女孩们在冷风里跳皮筋。充满弹性的崭新皮筋从两者的膝盖开始，越抬越高，动作难度越来越大，我努力地把步骤与技巧记在心里，想着自己要攒多久的钱才能买到足够长的墨绿色皮筋，我在位于学校门前的小摊上看过，五颜六色，而我一眼相中那一团绿。

我和李清修交换了位置，即使我们穿上最厚的衣服，还是感到冷。这时，我还无从知晓是因为我并未给予双脚足够的保暖，我的脚上是破破烂烂的拖鞋。

冷风中的队伍来了一名特殊的新人——男孩。也许是初次学习，也许只是想尝鲜，这不是男孩的游戏，他的加入让这个团队看起来很别扭。很快，在腰部的位置，他踩着线，他输了。他愤愤地走出来，对众人的大笑很恼火。然后，他看到靠着刚栽种不久的印度紫檀纤瘦树干的我，正馋着这个游戏，觉得我个子小好欺负，便指着我的鼻子叫我止住笑。

面对比自己有力量优势的人，我是害怕的，我慢慢地把嘴巴闭上。他却还是骂了脏话，说我是个被扔掉的小孩，一个十足的多余人。这句话像一场雷暴打中了我，我侧头想获得李清修的声援，却看到她走到一边。我低下头，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哭泣的样子。这时，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我把脸从掌心挪开，惊恐看到李清修手里正拿着一块凹凸不平的青石，砸向男孩的脑袋，他晃了晃，血像染料，将黑色的头发变色，他狼狈、困窘与惊愕。李清修依然紧紧抓着他，叫声在我们这群孩子中炸裂得更猛。

我很难形容李清修那一刻的眼神，这种仗义而出的举动，或者是被侮辱时的反抗有一种江湖侠气。那一阵，我们沉迷于武侠剧里的刀光剑影。她对着男孩说，你再说一次试试。男孩反应过来，哭泣代替了号叫。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俗套，剧中的情节和现实中的对话完美镶嵌，构成了我对生活认知的第一回合。

男孩很快被护送到另一栋大楼的注射室包扎。孟新春举着挂有吊瓶的杆子，压抑着败坏的情绪，她应该认识男孩的母亲，她非常担忧，询问事件的起因后果。我和李清修都没有说出实情。也许我们都觉得，这个与我身世有关的意外不应被大人知晓。

李清修的母亲支付了医药费，然后就在卫生院脱下鞋子一路喊着也要让李清修的头跟男孩一样炸裂。

我站在孟新春旁边，保持缄默，聆听孟新春果决的话语：不要跟李清修这个坏孩子玩。孟新春根本不明白我的处境。整个厂子，除了李清修，基本无人跟我玩，大半原因是因为孟新春。我嗅着她身上异于常人的气味，心知无论疾病是否传染，宿主都会被周围嫌弃。

人们总是在小孩的耳边私语，让我觉得自己像一根轻擦便会走火的引子，把这些同龄人带往毁灭。他们不怕毁灭，怕的是毁灭的过程。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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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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